平台聆听纠纷各方的主张和申辩、解释并适用平台言论规则，甚至可以做出具有实质意义的裁判结论，包括删除相关言论乃至禁言。

《中国共产党章程》总纲规定：党必须按照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原则，在同级各种组织中发挥领导核心作用。〔[23]〕  彭冲：《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1992年3月27日在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上》，载《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报》1992年第3期。

〔[63]〕中国之所以在讲分工、制约的同时加上相互协调，是为了避免片面强调制约而导致相互掣肘、朝令夕改的弊端。〔[69]〕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政治建设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年，第31页。首先，根据本文第二部分的分析，我国政治法律话语中的人大对其他国家机关的支持，其实有两种含义，一种是监督性的支持，另一种是权威性的支持，后者并不属于监督的范畴。正如1956年周恩来曾说的：政府应该让人民代表批评自己的错误，承认应该承认的错误。〔[40]〕  前注〔39〕，彭真书，第268页。

〔[75]〕当然，中国共产党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执政党所采取的具体的协调机制是不同的。通过法律监督和工作监督，支持和督促国务院及其部门依法行政，支持和督促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正司法。另一方面，人民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因为它现实地履行了使命，即通过革命实现了人民主权，通过社会主义建设保障了人民的社会权。

此外，还需要说明一点的是：当宪法规定了社会权，不管是以哪种形态规定，都构成了政府行为指南，都会将责任落到政治家肩上，对公共权力的行使加以指引和规范。第四十五条，获得物质帮助权。因为三十多年前，现行宪法制定时面对的社会问题不是贫富分化、阶层对立，而是人民生活水平相对低下、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与社会生产力相对落后的矛盾。重民力、保民本、促民利，民生问题构成了对历代王朝执政合法性的根本制约。

1993年宪法修正案规定，国家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39] 翟小波：《人民的宪法》，法律出版社2010年版，第28页。

第二个部分是实现普通国民受教育权与劳动权的法律，如《义务教育法》（1986，2006，2015）、《教育法》（1995，2009，2015）《职业教育法》（1996）、《高等教育法》（1999）、《国防教育法》（2001）、《民办教育促进法》（2003，2013，2016）《劳动法》（1994，2009）、《劳动合同法》、《就业促进法》（2008,2015）等。[3] 有学者认为，自由权即为确保个人自由所必需的一系列权利，如人身自由、思想和信仰自由、言论自由、财产权、获得公正司法裁判的权利等。[62]随着社会主义事业的推进和社会生活的变化，今天的社会法相较于过去单薄的劳动法和社会保障法而言，从立法理念、调整范围到法律内容等各方面，无疑更加充实和系统化。[26]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2页。

条文规定具体的政策、权力配置及运行机制与个人的权利义务。（二）社会权是社会主义的内在需求 社会主义对于社会权的内在需求集中体现于现行宪法序言。制宪者有什么样的国家观，决定了他们有什么样的权利观。国家要直接面对的，不是国民个人，而是生产单位。

[17] 韩大元、林来梵、郑贤君：《宪法学专题研究》，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40页。即使在中国法制发展最低潮时期出现的1975年宪法，对许多重要制度、公民基本权利采取了忽略、否定的态度，也在第二十七条第二款明确规定了公民有劳动的权利，有受教育的权利……劳动者有休息的权利，在年老、疾病或者丧失劳动能力的时候，有获得物质帮助的权利。

国家对国民进行广泛的社会权保障，虽然仍以政府为主导，但不再完全依赖于劳动者所在的生产单位，而是以市场经济为载体，逐步建立统一的社会保障体系。从宪法文本来看，社会权一词并未直接出现在条文中。

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29] 有的学者不认同社会权的权利性质，一个主要理由在于其内容的多义与边界的含混。[49] 我国以政府为主导、以市场为基础的混合型社会保障体系主要包括三个组成部分：政府财政出资的社会救助部分，以缴费为基础的强制性社会保险，享受政策优惠的自愿补充保险。二战后，联合国于1948年通过《世界人权宣言》，其中列举的八类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即社会保障权，劳动权，自由选择职业权，获得公正优惠的报酬权、获得平等的工资权，组织和参加工会权，休息和休假权，适当生活水准权，受教育权等，被学者们视为社会权。20世纪初期以后，为了缩小不平等、或者起码将不平等控制在一定范围内，主要工业化国家在制定、修改宪法时，陆续加上了经济生活、社会保障、社会福利等内容，此表明国家为确保任何人皆能过符合人性的生活之意义上，不得不致力于经济、社会生活秩序的干预而开始限制个人自由。所以，虽然市场运行将相应收益交付给某些人，但这些收入里亦必有一部分应属全体国民所有，需要通过福利的方式返还给国民。

1936年《中华民国宪法草案》在第六章和第七章中规定了国民经济和教育诸项政策。它是一种宣示，亦是国家具体立法与政策进行自律的最高准则。

天既是指客观世界的规律，也是指公正的价值观。在劳动争议案件中，对仲裁裁决不服的，也可以向法院提起诉讼。

公民社会权的发展，不仅顺应了社会权兴起、演进的世界趋势，具有时代共性。基于我国的宪制框架和人民法院的定位，弱司法救济能为社会权保障提供最后一道防线，也就是说，法院并不直接判决强令行政机关履行义务，而是通过判决其行为违法来促使行政机关积极履行其职责，如此留给行政机关足够的应对空间和裁量自由。

[59] 国务院曾于1997年、1999年先后颁布了《建立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通知》、《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条例》。民生主义作为应对中国社会经济问题的方案，也体现在南京国民政府的数个宪法性文件中。此种福利施予城市居民时已是国家的沉重负担，当试图扩大到农村时，就更难兑现如此高福利承诺了。呈现在现行宪法文本中的社会权清单，正是历史脉络发展汇合的结果。

在市场经济体系中，资本特别是垄断资本天然地处于优势地位，个人收入与其贡献不见得完全一致。[1] [美]迈克尔·曼：《社会权力的来源·第四卷》，郭忠华、徐法寅、蒋文芳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180页。

[65]国家通过学校教育与职业培训，提高国民自立并创造财富的能力。此外，我们比较宪法中关于社会权的规定与《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的相关规定，会发现二者覆盖的内容基本一致。

社会法的目的在于，从社会整体利益出发，对前述各种人实行必需和切实的保障，包括劳动用工、工资福利、职业安全、社会保险、社会救济、特殊保障等方面的法律。每一权利都是时代的棱镜。

同时，回报也应由所在的生产单位给予。而它作为一个系统性权利，不仅有存在的必要，而且在现代社会中，其存在价值益发重要。但是，针对社会权保障所进行的社会领域立法的范围，比目前法律体系意义上的社会法，在含义上要更宽一些。新中国规定公民社会权，始于1954年宪法。

欲实现社会福利，必然伴随着国家相当的财政负担。生产单位不仅是经济单元，还是经济国家的一个分支机构，将经济组织职能与社会管理职能合而为一，代表国家与劳动者进行交流。

[67] 聂鑫：宪法社会权及其司法救济——比较法的视角，《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大学学报）》2009年第4期。然而，事实上，随着早期工业化国家发展到中后期，积极介入经济社会生活，社会权逐渐由理念到思潮、进而写入实在法并发展成为国际人权标准，经历了从权利谱系边缘日益走到中心的过程。

第一部分主要是政府的责任。这些新的法律部门构成了一个新的法域，大家名之为社会法。